于芬的试验

即使正式告别中国国家跳水队已有12年，于芬仍掌握着全世界最尖端的跳水训练方法，一套“跳水皇后”高敏也无法复制的方法。

很难具体 阐释于芬的“绝活”究竟是什么。某种程度上，她训练跳水队员的方式，和丰田的精益生产颇为类似：将跳水这个一秒内的行动，分解成多个环节，让运动员在无数 次训练中将每一步做到极致。这说来并不复杂，但在日复一日的反复操练中保持热情和进取心，却不容易做到。在全球汽车厂商认真学习丰田生产方式（TPS）而未见成效同时，于芬以其特有的湖北人坚忍性格，将这种重复坚持了28年。

这让她注定难以被轻易忽略。如果说她最初的名誉来自于伏明霞——四块奥运会金牌令她们长达13年的合作堪称中国体育史上最著名的师徒之一——此后的于芬就用着一个创业者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在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跳水队之后，她为国家队输送了劳丽施等奥运金牌得主，而在随后的北京奥运会上，她又将有5名弟子随队出征。

在直接、间接（她在国家队期间选中了9岁的郭晶晶并训练她将近6年）获得10枚奥运金牌之后，于芬仍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改变中国的运动员培养机制。

只有在自己人生的前20年间，放弃正常学业，全身心投入于训练，才可能获得奥运金牌和未来？

这当然不是人生的唯一解。但在中国当下的运动员育成体系内，这是一个死循环：兼顾读书的运动员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速成冠军，但如果无法取得姚明、刘翔或伏明霞的成就和地位，他们退役之后的就业又缺乏竞争力。

于芬希望尝试“学训结合”的方式：让运动员得到正规而持续的教育。这样的好处不仅是解决择业之忧，也意味着，修养、阅历和人格的健全。她说在清华创建跳水队十年之后，她看到了曙光。

2008年4月，于芬在清华游泳馆的办公室里，接受了《环球企业家》的专访。两个小时间，她仔细阐释了自己的教练哲学、伏明霞的成功背后，以及自己正在试验的训练方法。以下为访谈节录：

GE：今年是你作为教练直接参与的第六届奥运会，现在中国跳水队已经被誉为“梦之队”，这是怎么实现的？

于芬：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队伍。在出现高敏和熊倪这代运动员后，中国跳水队进入了世界行列，但还没成为世界顶尖强队。要想再进步，我们需要最基础的理论支撑点，于是那时，我们就在琢磨到底跳水的基本功训练是什么。经过4个月研究，我们有了“短时间，高速度”培养出世界级选手的一套方式。

以往的训 练方式并不规范。比如，高敏前期在省队里采用一套非常不成功的训练方法，差点把她练废了。到了国家队，徐益明用一些适合她的方法，又把她提升了上来。高敏 的翻腾很快，但翻腾快也不见得好，因为速度快了就不好控制，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怎么能让翻腾快的选手稳定。比如提高她的起跳高度。但翻腾速度低了之后，她 又可能在入水的控制上出现问题。我们要研究她在入水环节怎样确保压水花。

因为在高敏、熊倪这些队员身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就在他们的基础上扩展了训练方法。这些方式后来就用到了伏明霞这代运动员身上。它更精炼，基本功训练更全面。

GE：听上去，这和企业改善流程的方法是一样的。既然如此，这套东西为什么不能被普遍复制？

于：我不 是很懂企业，但我觉得最高级的管理者最强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把控变化。运动队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包括选材、对运动员的管理、训练流程的系统性、科学训练理念 以及教练个人成长，这些对提高孩子们的成绩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教练不能是教条的。我要把握每个运动员的特质，因材施教，我必须能把我所拥有的东西 非常得心应手地用于不同的选手身上。

一名运动 员的训练量大到什么程度可能出现伤病？什么训练量能够让运动员顶过去，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种掌握现在可能容易一点，我们已经有量化的指标了。但过去 就是靠教练的经验。所以教练与教练之间的差距可能很小，但这些很小的差距带来的就是你的队员最后能否成为一个顶级的选手。

GE：一名好教练应是什么样的？

于：简单讲，是一个高级保姆。具体讲，一个好的教练应该是心理学家、运动训练学家、运动医学家，还要是一个有管理能力的经理人。

GE：你刚才提到了选才。作为一个挑选出伏明霞和郭晶晶的教练，你觉得顶级运动员有什么共性？

于：从科 学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些测试，比如父母的遗传基因、肌肉类型、心理状态等。我有一个观察，就是优秀运动员都有两种性格。你看伏明霞，她的竞争意识很强，不 服输，但她也能够入静。这就让她在往前冲的时候把控自己。这帮助她在竞争的关键时刻能够冷静，最终夺取金牌。当然，这也需要我们的训练。伏明霞在1992年奥运会前我们对她进行了心理训练，使她在14岁的时候进入一个成年人的心态。但这个方法是我们的秘密。

GE：即使伏明霞的性格比同龄人更成熟，让一个运动员在13年间保持进步依然很困难？

于：伏明霞比较难是在1992年以后。她身体处于发育期，人又出了成绩了，又有很多钱了，她当时14岁，拥有的光环和得到的东西跟她自己的把控能力不成正比。以前管理她是很容易，因为外界没有人说她好，有人指出她不好时，她能听进去。但1992年 之后，所有人都说她好，只有我一天到晚说她不好。她就问我，“于教练，别人都说我是奥运会冠军了，你怎么还让我练那么多啊？你怎么管我管得比郭晶晶还严 啊？”我说：“你还想拿金牌么？”她当然想，但她不知道还要付出更大代价，才能突破现在的成绩。因为你这个阶段很容易拿冠军：体重轻、思想单纯、没有压 力、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你进入第二个阶段，又患得患失，又骄傲自满，想赢怕输，又胖了，跳不动。你面临很多困难，你就需要有更强的应对能力，你不培养怎么 办？应对能力是靠应对以后才提高的。

GE：作为教练，你必须扮演一个强硬的角色？

于：有一次在加拿大比赛，关门的时候伏明霞突然把手卡在门缝里了，手指甲都紫了。她当时在哭，意思就是说我不想跳了，就算跳我也可能输。当时我的确有点不知该怎么办。旁边一个老教练说，不要理她，这正是锻炼她的时候。后来她拿了冠军。

这种成长事实上就是让她对自己增强信心。信心是靠不断的成功塑造的。失败带来的是一种不自信，所以我们要让运动员在克服困难中不断地增强信心，这是我们培养她心智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GE：外界传你曾经打过伏明霞，是真的吗？

于：(笑）就像妈妈爸爸一样的，有时候会打一下孩子，但都是假打。我很少打队员，是打过伏明霞一次。后来有人跟我说，体育总局的领导问过她:“听说你们教练还揍过你？”她说:“其实我也不对。”还有一次，奥运会完了，她拿了金牌，在访问区，记者就说:“你们教练对你要求很严，你现在怎么想？”“我觉得我们教练对我要求全是对的。”我不是那种愤怒地惩罚队员的教练，但我很严格。

GE：教练严格带来的压力，会不会让队员和你疏远？

于：能承受我的压力的运动员容易出来。我的训练计划不是每天随便就可以完成的，它必然要让运动员有收获。话说回来，现在的孩子可能还是很怕我，但跟我的关系不是那种很僵的关系，不是一看见我就躲。她们的心理是很爱你，又很怕你。

GE：：那她们怕你什么？

于：她们 就是觉得我对她们很严格，能够看穿她们在想什么。我能清楚地看到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话是真的假的，她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她到底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思想或 心理的问题，这些是我能非常准确看透的。她们想搞猫腻，绝对不行。这就是她们怕我的地方，她没有办法在我这里说谎。这是掌控队员很关键的本事，否则教练员 会被运动员控制。当我看到她们要出问题的时候，我会马上管住她们，不让她们走弯路。

GE：既然你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办法，为什么要改变？

于：我在 进入国家队之前，在湖北队做过七年教练。当时内心也并不觉得要永远做这件事，这种心态给了我很大的紧迫感，让我不断学新的东西。我也在想，当运动员培养到 一定程度之后，她们对自己下一步的设想同样会很朦胧。但她的身份可能是一个世界冠军，对未来的期望值很高，但其能力并不与之匹配。

GE：这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于：1988年。当时我的队员李青参加汉城奥运会，拿到了亚军，回来后却不想练了，因为觉得太苦。我也在想，如果她当时一边读书一边训练的话，可能不会这么枯燥，而且也能认识到拿亚军不是她的终极目标。但当时李青不能理解我的想法，这与她的文化水平是有关系的。

GE：但伏明霞她们跃过了这一关。……

于：从1980年代末到1997年，在我来清华之前，这十年是在运动技术训练或管理上面的提升阶段。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这并不够。虽然培养了奥运冠军，但我经常在想，这些孩子的培养，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也是误人子弟。

GE：你的这个想法在现有的体制下是很另类的。

于：这可能跟我个人的工作价值取向有关系。奥运金牌不是我的全部，对我个人而言，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要把训练跟教育连在一起是我的终极责任。

GE：于是有了清华跳水队？

于：1996年国家队就解散了，这个看似对我很不利。的确，当时我在国家队任副总教练，成绩也很辉煌，但重组后他们没叫我回去。

每一次我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都想去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可能就想到下一条路了。

于是1996年，我就去北大听外语课。当时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去海外当教练，一个是拿外国大学的奖学金。

但当时我在思考，能不能有一个新的冲顶过程？我并没有把1996年之前成绩看成什么，所以又重新有了新的愿望：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做我过去一直想做的运动员的全面培养这个事？当时觉得，可能要在国内做“学训结合”的训练比较难，国外就比较容易，如果我在海外做兼职，去培养海外运动员，也是了却一种研究思路的一种途径。

当时有一个机会跟清华党委副书记、现在的书 记陈希交流。让我受启发的是，他跟我说，清华大学要做的事情不是随便做一个运动队或业余队，是希望要撼动框架的。这是个大的思考，我觉得跟我的想法很一 致。我们的定位就是培养那个世界级选手，培养奥运会选手。如果一个学生运动员不能成为世界级运动员，这个试验没意义。

GE：现在你的训练方式跟以前有哪些不同？

于：不算大赛前备战，平时队员的学习和训练时间是6:4。每天早上出早操、上课，下午三点半下课后开始训练，到晚上8点再回去自习。我的训练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我要尽可能启发队员的自觉，把队员内在的愿望激发出来。为什么我们现在练4个小时能够赢训练8个小时的？这就是激发队员内在潜力。这也需要队员的学习能力，他们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明白我要做的是什么。周吕鑫、熊晴清这样的学生运动员一边学习一边训练，其实什么也不耽误。

同时，清华有高科技作科研支持，这使我们训练上升到量化指标的高度。比如，我们把平时满分动作找出来——起跳3.5米、角度40公分、初速度、每周翻腾高度等等——全部用科学的方式量化出来。就以此为参照训练。每一个环节都是基本功训练，每一个基本功都是高质量训练。

GE：但这里有两个朴素疑问。第一，像伏明霞这样的运动天才，她在清华到底学到多少东西可以解决她的后顾之忧，如果她没有嫁给梁锦松，她是否可以靠她学到的知识经营好她的未来？第二，这种学习文化课的队员中还能不能出现第二个伏明霞或郭晶晶？

于：我的博士论文正好跟你问的问题一样。我 研究了三类运动员。第一类是传统的专业选手；第二类是运动员学生，就是退役之后去读书；第三类是我们现在的模式，学生运动员。坦率说，运动员学生的培养方 式效果并不好，对于这些中断学习很多年的人，这种“充电”式的学习没法根本解决她们的前途问题。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邓亚萍一样有毅力。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学生运动员了。只要她们有这个天分，她们会比郭晶晶、伏明霞更好。可能她们出成绩会晚一点，毕竟她们的训练时间和方式没有那么“高压”。但时间并不代表成功，时间、质量、数量结合在一起可能才是成功。而且他们的运动生命更长。

GE：学养对一名运动员来说有多大价值？

于：我现在还带大四学生的跳水课。这是一群二十二三岁的学生，之前都从来没接触过跳水，有的刚刚学会游泳。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个学期下来要学会三米跳台的入水，这对一个22岁 的孩子也并不容易。我奇怪的是，在每一期学生里，竟然都有人可以跳出满分——他们在初学的时候根本任何基础还都没有！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清华学生的学习能 力。你在给她讲要领的时候她会琢磨，然后她会不停地跟你提问题。这在专业队里甚至现在的学生运动员里比较少，为什么？她们提不出来问题，多数人还只是教练 说什么听什么。而清华的这些学生不用你告诉她一定要怎么样，你只需告诉她为什么要怎么样。这就是文化层次不同带来的训练效果和结果的不同。

GE：如果在北京奥运会上，清华跳水队的队员如果有人能拿到冠军，对你会有什么影响？

于：我觉得夺冠不是关键。如果清华的运动员 可以夺冠，只能算进一步验证这种培养模式的成功。更大的模式还有很多需要摸索。我为什么要给大四学生上课？他们未来也许是中国各大企业的负责人，也许多年 之后，能够因为现在的经历，因为伏明霞的教练给他上过课，而来帮我们市场化。最终体育一定是要市场化的。

来源：我最喜欢的杂志《环球企业家》